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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8日下午，《故宫建筑之美》祝勇新书分享会在2024南国书香节举行。文化学者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祝勇与摄影家李少白联袂推出的《故宫建筑之美》，近日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《故宫建筑之美》文笔轻盈灵动，语言清晰流畅，同时又富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。它遴选了故宫中有代表性的建筑，以文化散文的笔触讲述了其历史渊源、建筑形制和审美功能，并细述了与之相关的人物、故事、历史变迁，由此围绕生命、权力、家国等主题做出了深邃而独特的思考。
“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，材料不再是砖石、楠木、琉璃瓦，而是文字。”祝勇在书中如是说。作品字里行间炽热的文化情怀触动了无数读者，活动现场同样座无虚席。读者们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祝勇侃侃而谈，分享故宫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。
“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再生能力”
今年7月27日，“北京中轴线——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故宫是北京中轴线最核心的建筑。“有了紫禁城，才有今天的北京中轴线。紫禁城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同步建立起来的。”祝勇解释，元代皇宫保持着少数民族“逐水草而居”的生活习性，朱棣迁都北京后，紫禁城的营造理念才重新回归到儒家文明中轴对称的观念中来。
紫禁城不但承载着儒家文明的精神，更与中华文脉的传承休戚相关。体仁阁里曾经收藏着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——《永乐大典》。可惜的是，饱受战火摧残的《永乐大典》如今全世界只剩下400册，总量还不到原来全书的百分之四。
“令人欣慰的是，《永乐大典》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，这要感谢乾隆编修的《四库全书》。”为了收藏这部皇皇巨著，乾隆不但在故宫修建了文渊阁，还先后在大江南北修建了六座藏书阁，为七套《四库全书》安了家。然而，与《永乐大典》一样，《四库全书》并没有逃过多舛的命运。
1861年，太平军攻陷杭州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几乎陷于毁灭。所幸的是，江南藏书人丁申、丁丙兄弟发现了散失的《四库全书》。他们不但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，还从江南藏书名家处借书补抄，最终将补抄后的《四库全书》全部归还文澜阁。
“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能够感受到：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再生能力。”祝勇不无感叹地说：“人们常说‘百无一用是书生’。书生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正是这些‘百无一用’的书生，延续了我们中国的文脉。”
“我们这代人也要完成这代人的使命”
“文明是一站一站地往下接力。”祝勇说。九十多年前，另一群书生继续完成文脉传承的使命。1933年1月，山海关沦陷，面对环伺的日寇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作出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难决定。自此，文物跟随着故宫人踏上了穿越大半个中国的迁徙路途，在战火纷飞中实现了世界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迁徙。
“我们这代人也要完成这代人的使命。”去年，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之际，祝勇写下了厚重的《故宫文物南迁》。明年，为了迎接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的到来，他亲自执导的“故宫文物南迁”纪录片将上线与观众见面。祝勇还进一步透露，他的三卷本长篇小说《太和殿》明年也有望陆续面世。
如今，故宫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“文旅IP”。但在祝勇看来，讲好“故宫故事”的前提还得有正确的历史观。“现在有些媒体说起‘故宫’就想到‘后宫’，却对故宫的文化遗产一无所知。”一次，祝勇在审看媒体节目方案时，一句“选秀成功以后、从此步入人生的星光大道”的台词，让他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实际上，女性进入后宫迎来的只能是人生的磨难，就连贵为皇后的婉容也难免无从寻觅葬身之地的命运。”
“我们重读历史的时候要有正确的历史观，不能认为历史里都是好的。年轻人更应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。”祝勇期许道。
祝勇在故宫。孙佳妮 摄
对话祝勇：
历史作家要让读者看到不一样的风景
南方+：《故宫建筑之美》20多年前就开始动笔，直到今年6月才正式出版，写作跨度如此漫长的原因是什么？
祝勇：这对我的写作来说其实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一本书的写作就像蚂蚁搬家似的，尤其是面对故宫这样的主题。因为围绕故宫的知识辐射性特别长，很多内容都是跨行业的，还需要涉猎大量不同的知识。这也是我写作故宫系列需要克服的首要困难。
南方+：不同于故宫建筑的科普读物，《故宫建筑之美》通过大量历史故事去解读建筑，为何选择这样的视角去讲述？
祝勇：建筑是要被人们使用的，建筑背后必然折射历史的过程。故宫600年来曾经有无数人生活过，所以我们只能以散点式的风格去写，而故事的选点又显得特别重要。我们既需要了解故宫历史的全貌，也需要填补前人的空白。比如，李自成进京以后在武英殿发生的故事，这段历史就很难找到现成的文章。
正史是没有细节的，只有大事记，但细节才是了解历史真实质感很必要的渠道。为此，我常常翻阅当时的私人笔记。这些笔记内容也不一定完全可信，却弥足珍贵，因为都是时人的记录、而不是后人的想象。我会以注释的方式保留在作品里，将真实性交由读者去评判。
南方+：身为纪录片导演，视觉语言对您的写作带来哪些影响？
祝勇：我们出版的书都是图文书。我是不太习惯出一本纯文字的书，更希望形成一种图文互证的效果。所以我在写作时会特别强调现场感。比如写到上书房的时候，我着重引用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回忆：一盏白纱灯在黑暗中缓缓飘入隆宗门，就知道皇子在朝上书房走来了。这种历史细节的发掘会特别有现场感。
南方+：身处碎片化阅读的世代，您的散文式写作会受到潮流影响吗？
祝勇：碎片化阅读影响不到我。在我看来，短视频和阅读是截然不同的。短视频是蜻蜓点水，只有阅读才能让人的心静下来，进而关注和研讨问题。有些人没有体验到读书的好处，就是认为短平快的方式是最好的。但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代替读书，特别是纸质书，电子书带来不了这种沉浸式的氛围感。所以，我既写散文，也写长篇小说。我会坚持按照自己的“打法”去打，该写两万字就写两万字，该出一本书就出一本书。
南方+：您认为，讲好历史故事的秘诀是什么？应该怎样向当代年轻人讲好历史故事？
祝勇：写书是跟大众进行交流的途径，还是得要“说人话”，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，要用一种比较人性化的笔调去写。历史本身并不是冷漠、固化、僵硬的存在，历史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，也容纳很多人性的成分。
当代历史学存在往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。历史研究固然要有科学的立场和实证的态度。历史要“求真”，也要“求美、求善”。“求真”只是一个手段，“求美、求善”才是目的。我固然不赞成戏说，但完全将历史变成象牙塔的学问是不对的，特别是现在公众对历史文化如此渴求。
因此，历史写作对作者来说，有自己的眼光和发现显得尤其重要。“写历史”不是“抄历史”，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。作者就是读者的“领路人”，要让大家从作品里看到不同的风景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“百度百科”。
【采写】南方+记者 杨逸
【摄影】南方+记者 仇敏业（除署名外）金股配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