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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9月30日，这天晚上7点，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
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都会举办国庆招待会。

这年更不一般，我们的习惯是逢五、逢十都会格外隆重一些，这年是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，所以氛围布置得更加喜庆。

然而一些与会的同志，仿佛怀揣着心事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

他们都在等一个人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来。盼着他来，可是又怕见到他之后，被他的现在样子刺痛心灵。

晚上7点30，国庆招待会的迎宾曲响起，整个大厅的人，目光都投到了入口处。难道他真的来了？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传言的生了大病？

万众瞩目之下，一个瘦削但依然挺拔的身影出现了。

周总理。是周总理来了。会场的气氛顿时爆炸了，离得近的纷纷和总理握手，离得远的向总理招手，后排看不到总理的，干脆站到了椅子上。大家都很高兴，久未露面的周总理，似乎依然很健康。

然而有些明眼人看出了不对劲，总理近四个多月没有参加公共场合的活动，这对于一国总理来说有点不正常。传言周总理生了病，而且病情不轻。眼下他突然变瘦，这不就是生病的明证吗。

宴会厅响起抽泣之声，起初是个别人，而后像传染了一样，很多人都挂着泪珠，饱含深情地看着周总理……

一、生病

周总理生病，最早要从1972年说起。

1972年5月11日，保健医生一次为周总理做尿样化验中，发现了异常细胞。北京医院、协和医院、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初步认为是癌细胞。

因为是出现在总理身上，为慎重起见，谁也没有最后确诊，派专人带着尿样去天津和上海，请那里的专家验证。最后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三个方面的意见一致，确诊为癌细胞。这以后的检查中，这种细胞并不常见，只是尿里的红细胞时多时少。

总理起初并不在意，他的工作太多太繁忙了，哪有时间因为这点小毛病就去检查。

但他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，出现病情绝不能轻视。

直到1973年1月总理开始尿血，说明病情在发展。大家只好动员总理作进一步检查。3月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，一查就不得了，在膀胱内发现三个绿豆大小的病灶，当即做了膀胱镜切除手术，送病理化验，证实了原来的诊断——膀胱癌。

要按一般治疗癌症的办法，肯定要做大手术完全切除，再进行化疗。然而周总理的身份地位，决定他不能说动就动，必须稳妥地进行。征求他本人和邓颖超意见，都说不如先缓一缓。

那就只能先进行保守治疗。根据临床经验，这种病易于复发，必须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查，灌药治疗。这中间，还要口服一些药。最后总理同意了这个治疗方案。到7月，总理接受了病灶切除后的第一次灌药治疗。

医疗小组看到总理工作太忙，想借这次检查的机会让总理休息一下，规定用药后需休息两个星期。总理接受了医生们的建议，住进玉泉山五号楼，灌药后，总理照样批阅文件，只是没下山开会。就这样整整地“休息”了两个星期。在这以后，应该10月份进行第二次灌药。因总理工作太多，抽不出时间按计划专门用药。医生们担心治疗不及时，难以见效。

医疗小组放弃了灌药后休息两周的规定，改在家里用药，只要求灌药后在床上躺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邓颖超专门在家里准备了一个治疗卧室，安上了一张治疗床，就这样又为总理灌了第二次药。总理只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，就起来工作了。

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多，连每隔三个月一次的检查灌药的规定也不能落实。他的病在发展，越拖越重。小便的颜色开始变深，有时已成血色。为了减少出血，就用止血药。这药同时也使尿中的血变浓，造成小便困难。

实在是不能再拖了！

二、治疗

在医疗小组的反复劝说下，总理才决定住院做手术治疗。1974年6月1日，总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。

305医院是一所新建立的医院，院内医疗设备在当时还属先进，但没有设泌尿科。

为了确保治疗效果，卫生部派出专门人员牵头调派国内最优秀的医生，确定了由上海的熊汝诚，天津的虞颂庭，北京协和医院的吴阶平、方圻、吴蔚然、陈敏章、吴德诚，阜外医院的陈在嘉，解放军总医院的黄宛、陆惟善、曾宪九，友谊医院的于惠元，北大医院的谢荣，北京医院的高日新、商德延，中医院的高辉远等专家教授，以及总理的保健医生下志强、张佐良和几位具有丰富护理经验的护士，如万九云、孙茜英、李玉良、许奉生等组成医疗班子。

这些人的名字，我们有的听说过，有的因为年代久远，都不知道是何许人也。实际上他们都是当时全国最权威、最有经验、最有名的泌尿科、外科、心血管病等方面的专家、麻醉师。

在卫生部的协调下，专家们以最快速度进驻305医院，全力为总理治病。

总理知道有这么多专家来为自己看病，一方面致以感谢，一方面让他们也同时在医院为其他病人服务。大家都非常感动，即使患了这样的大病，总理还是记挂着人民群众。

周总理住院的当天即进行了第一次膀胱手术。手术非常顺利。按计划，三个月后再做膀胱的复查。

本以为吉人自有天相。谁知出乎人们的预料，没等到三个月，总理小便又大量出血。于是8月10日又做第二次膀胱手术。这次手术后效果较好，止住了出血，结合其他预防性治疗，总理的病情比较稳定，医疗组的同志们很高兴。

但是专家们都不敢彻底说好了，都在隐隐地担心。毕竟总理已经76岁高龄了，恢复得慢。而且这种病，转移的可能性很大。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都有可能。

果不其然，1974年底，又发现总理大便隐血，再施行结肠镜检查，发现结肠有一个肿瘤。

最坏的结果出现了，大家都堕入失望的谷底，那段时间包括邓颖超在内，脸上都看不到一点阳光。

周总理却是最坚强的一个，他时不时挤出一点微笑，故意让大家放宽一下心，还安慰大家说：“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。我已经活了76岁，超过了平均年龄十几岁，值了。如果马克思还想让我为人民做一点贡献，那我就努力再活下去。”

大家听了都暗暗掉泪。

三、像打仗一样接受磨难

1975年的春节很快到来，周总理拖着病体撑过了这个年。

开春之后，邓颖超就迫不及待地催促专家组做进一步治疗。

经过多方商定，还报告了毛主席，最终定下来在1975年3月26日，为周总理进行第三次大手术，切除结肠肿瘤。

如果是普通老百姓，在76岁拐弯的年纪，莫说是第三次手术，就是第一次手术，估计很多人都会选择姑息治疗，不再打开身体，那样太伤元气了。

周总理到底内心是怎么想的，我们无从得知。但他太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，太了解他那群从血与火中走来的战友们的意愿，他太眷恋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了。

他像战争年代走向炮火连天的战场一样，勇敢地选择接受手术。

手术还算顺利，毕竟专家们的技术都很过硬。切除结肠上的肿瘤后，经病理检查，是结肠癌。

然而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。经专家们诊断，这不是膀胱癌细胞的转移，而是新生的。这新的发现，对总理的生命又增加了新的威胁，病愈的可能性就更小了。

医疗组结合中、外临床经验，全力以赴地给总理治病，他们不分白天、黑夜地组织会诊。参加会诊的专家多时可达二三十人。只要是认为有效的药和有用的器械都设法买到。

当时对外采购药物的渠道很不畅通，有关部门通过中国驻外国使馆和驻外机构，在海外大力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及时地把药和器械送到。大家都是一个愿望：尽快把总理的病治好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，总理的膀胱癌症还是在不停地向坏处发展。

这期间选用了国际上最有效的药。这种药用在几位同样病情的病人身上很有效，而在总理身上收效甚微。

他实在是年纪太大了，身体已经没有恢复能力了。

1975年9月20日，肿瘤再次转移，总理接受了第四次手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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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个月的时间做四次这样大的手术，特别是结肠癌手术后，要进行放射治疗和化疗，对身体的损伤就更为严重。

总理的体质明显下降，人瘦了很多。这次手术后总理再没有像过去那样下床活动，而只能在床边坐一坐或搀扶着走一走了。长期卧床引起并发症，呼吸、咳痰以至于吃饭都很困难。

总理料定自己的病不会治好了，就对医务人员说：“我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去吧！我死后，你们解剖，总结一下经验，提高你们的医疗水平，为后人服务。”

医疗小组请来上海的中医叶朗清、潘铨参加治疗，中西医结合，继续努力为总理治症。1975年10月24日和1976年1月5日总理又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。就这样，周总理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，共接受六次大的手术，八次小手术。他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啊！然而，无论是总理身边工作人员，还是医生们，都没有听到他叫一声痛，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失去信心。

他的肉体虽然被岁月消耗殆尽，他的精神意志却像钢铁一样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仍然不改其坚、不改其韧。

四、不愿休息的好总理

周总理的勤劳是家喻户晓的。

即使是生了这样的大病，他起初仍然不肯住院动手术，不是怕下不了手术台，而是怕影响工作。

在各方的劝说下，总理接受住院治疗，邓颖超一度很高兴，总理总算可以集中一段时间治病，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忙得抽不出空。

总理也作了休息的准备，他不叫钱嘉东、纪东两位秘书去医院办公，而是由邓大姐每天把选好的文件带到医院批阅。第一次手术后的一个多月还好，除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望外，总理基本上是休息治病。

大概是觉得病情不是很重，自1974年8月10日做了第二次手术后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手术后第七天他就约人谈话，文件也逐渐多起来，而且有的文件仍像过去一样标上一个“先呈总理”的字样。病房办公桌上的文件越积越多，总理办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基本上恢复了他的往常的工作时间，有时晚上工作到深夜。病房已成为他办公、开会的地方，医院也成为他会见外宾的场所。

谁能接受得了，他竟然是一个绝症之人啊！

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，在他生命最后的五百八十七天里，周总理约人谈话二百二十人次，这里面包括他主动约请和别的领导人要求来谈话的。

有时会见外宾后，还留下主要陪见人谈话。

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又是心疼又是着急，他们想劝总理休息，可是谁也不敢开口。他们认真地做着工作记录。

从那些工作日志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令人吃惊的数据：

周总理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可达四小时二十分钟；

会见外宾六十五次，平均九天一次；

每次会见外宾时间大都在一个小时左右，最短的一次也有十五分钟；

开会三十二次，一次会最长可开三小时四十五分钟；

去医院外看人五次；

出席了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，还参加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和李富春的追悼会；

去长沙一次，时间五天。

本文开头说的那次出席国庆招待会，周总理本可以不去，派一位副总理或是别的重量级高官，都可以代为主持，毕竟健康状况不允许嘛。

然而周总理坚持要去，二十多年来一直是总理主持，哪能突然中断呢？不吉利。

那天他进入会场，大家都走到总理面前握手问候，十分亲切。宴会厅内已坐满的几千人都站了起来。大家使劲鼓掌，情不自禁地喊道：“周总理！周总理！”

总理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，站在席位旁向同志们举手示意，请大家坐下。后排的人们一下拥到前边，都想离总理近点，再近点，都想多看看总理。不少人似乎忘记了这里是庄严的宴会厅，他们登上椅子，流着热泪呼喊着：“周总理！周总理！”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，人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。

周总理被掌声送上了讲台，用那人们耳熟的清脆的声音，宣读着祝酒词。他的讲话一次次被掌声打断。人们用掌声倾诉着他们对总理的敬仰，对总理的祝愿，对总理的热爱！他们是多么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啊！

五、外宾与周总理

不光是中国人民热爱总理，一些外宾对周总理也有着十分特殊的亲厚、崇拜之情。

会见外宾也是周总理住院期间的重大任务。住院手术后才一个多月，1974年7月5日，他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·杰克逊。

消息传开，很多来访的外宾都希望能见到周总理。有的外宾非要见到周总理才肯回去。如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就强烈要求见总理，外事部门告诉他周总理因病卧床不能起来。这位客人执意要到病床前看一眼，外事部门只好报告周总理，总理欣然同意见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1975年3月26日做结肠手术，4月3日，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与这位突尼斯客人谈话十五分钟，没有照像，没有拍电视。

朝鲜领袖金日成为加强两国的关系，也出于同周总理的友谊，应邀来华访问。

当时总理做完手术，经过一段时间休息，已可暂时下床。经过外交部安排，周总理与邓小平同志于4月19日在医院会见金日成。

这次的会见是在总理做结肠癌手术后的第二十四天进行的。当时周总理身体没有恢复好，双脚浮肿得很厉害，原有的皮鞋和布鞋都穿不下，只好赶做一双布鞋临时应付一下。

当时不能让做鞋师傅到医院量尺寸，只好由工作人员量一下，带上旧布鞋，约上友谊商店为中央领导人做皮鞋的王凤德师傅，找到了专做布鞋的韩师傅。

工作人员把要做的新鞋的尺码和要求一说，他接过旧鞋，看了看说：“这鞋是我做的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了”边说边流下眼泪。

工作人员连忙嘱咐：“千万不要做小了，因为没有时间修改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睡觉，明天就把鞋做好。”

第二天，我取回鞋子先让总理试了一下，不太合适，比脚大了些。护士许奉生在鞋里垫了厚厚的纱布。总理就穿着这双很不合脚的布鞋，拖着重病的身子与邓小平一起，会见了金日成和朴成哲。

会谈一小时，他们没用翻译，因为金日成、朴成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谈话结束，金日成与周总理打破了东方人只握手告别的习惯，长时间地拥抱告别。

或许他们都知道，这是两人之间最后一面了。

会场充满了伤感的气氛。有人注意到，金日成的眼角流下了泪珠，只是他趁总理不注意，擦掉了。

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1975年9月7日，客人是伊利那·维尔德茨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。当时总理的身体已很虚弱，仍坚持谈话十五分钟。总理送走外宾，留下陪同接见的相关领导同志，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体已很难应付这样的外事活动，请他们与外交部的同志一起研究，不要再安排他见外宾了。

这样，周总理才从繁忙的外事活动中解脱出来。十三天后，即9月20日，总理做了第四次大手术。这次手术虽然切除了相关肿瘤部位，但对身体已损伤太重，这位77岁的老人从此再也没能下床活动。报纸上、广播里也没有周总理的消息了。

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与世长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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